1991年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。图为朱光亚（右）和钱学森在会议期间亲切交谈。朱明远 供图

21岁被选派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；25岁成为北大副教授；35岁出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，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；70岁时，出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；80岁时，国家将一颗在他生日那天发现的小行星，以他的名字命名……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——搞中国的核武器。

在“两弹一星”元勋榜中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——朱光亚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他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后，参与领导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。张爱萍将军说，“朱光亚同志是我在核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”；王淦昌病危之际还在说“朱光亚真了不起”。他是李政道的挚友，是钱学森“身后的人”，也是北大原校长陈佳洱最敬重的英雄恩师。

与他接触过的人，认为他有学者之气、儒将之风，是“众帅之帅”，可他却以“事业是大家的”为由，几乎不谈自己。

几个月前，朱光亚生平事迹展在上海科技馆开展。开展当天，记者见到了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。在朱明远眼里，父亲传奇又神秘的一生，对他影响极大。

2017年7月，庆祝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。这是展览上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照片墙。

三进三出北大，每“出”都与核武器有关

解放日报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几乎看不到写朱光亚的文章？

朱明远：其实不是没有人写，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，不是被扣下来，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。父亲总说：“先写别人吧，我的以后再说。”他为人低调，一直远离媒体，很少谈及自己。即使在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行列中，他也是解密最晚的。直至晚年，父亲从幕后被推到台前，其人其事才被星星点点地披露。

父亲退休后，我们建议他写回忆录，父亲听了，只是笑笑，他永远保持一颗科学家的心，从不回忆过去。他总说，过去做过的事情总留有种种遗憾，如果有机会从头再做一次，一定会做得更好。他心里想的是未来，是那些充满未知、挑战和希望的，还没做成的事。

解放日报：在中国早期的核武器研制舞台上，朱光亚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
朱明远：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：“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，从技术的角度看，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。”郑绍唐研究员说过：“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比作‘中国的汉斯·贝特’，那么，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，朱光亚可以被称为‘中国的奥本海默’。”然而，父亲在谈起和回忆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时，把自己比作了一个“瓶子口”，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“瓶子口”来承上启下，有的还要筛选、过滤，选择主要的内容归纳上报。

父亲总说，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——搞中国的核武器。他的经历可以用“三进三出北大”来概括，每一次的“出”，都和核武器有关。

第一次是进西南联大学习物理，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，为了科学救国，父亲被国民政府选派，离开西南联大（北大）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；1950年回国后，又回到北大物理系任教。1952年第二次离开北大，他是赴朝鲜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，一个任务是担任代表团秘书处翻译，另一个任务是作为观察员考察美国是否在朝鲜使用了原子弹；1955年5月回到北京，筹建北大物理研究室，任务是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，后来研究室更名为“技术物理系”。1957年2月，父亲再次离开北大，出任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室副主任。

父亲这“三进三出”，既是中国人实现“原子梦”的历程，也饱含了他对祖国的赤忱之情，和对科学事业的坚韧和执着。

在原子城纪念馆里，展示着我国发现的第一块铀矿石，它被称为“开业之石”。王清彬 摄

解放日报：回国研制核武器，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？

朱明远：1959年他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时，核武器的研制还是一片空白，最困难的是刚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技术人员专业知识不足，不少人从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。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，父亲说既像工厂、又像学校，是个有些奇特的研究机构，当时各个实验室天天晚上灯火通明，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激发状态。当时讨论工作的氛围是，无论是权威科学家王淦昌、彭桓武、郭永怀，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走上讲台，在黑板上写写画画，学术气氛非常宽松、民主，是真正的“群言堂”。

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，美、苏、英签订了《部分禁试条约》，这一条约签署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，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。父亲在调研后写出了“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”的报告，还说“我们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当。我们不仅能试，还要抓紧时机，时不我待”。他和科技人员开座谈会时，大家都说：“想要捆住我们的手脚，这办不到！”这件事增强了他们攻克地下核试验技术难关，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信心和决心。

他被称为“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”

解放日报：说起朱光亚，有一封《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》很重要，他有提过这封信吗？

朱明远：这件事说来有意思，父亲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，我在国防科工委的一个研究所上班时，一位院士老所长跟我提起这封信，还说出几句信的原文，他那封1600多字的公开信里，使用了11个感叹号，情绪极为饱满。我一回家就问父亲，还有这么一封信？他点点头，就说了一个字“对”，就没有下文了。大家都认为那么重要的一封信，他却轻描淡写。

解放日报：当年，朱光亚和李政道一起被派去留学。

朱明远：是的，父亲讲得最多的同学就是李政道，几乎每次李政道回国，父亲都会陪同会见或者抽时间去见他。

1946年，国民政府要挑选出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的人才。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——吴大猷、华罗庚、曾昭抡，是物理学、数学、化学三个领域顶级的科学家。他们每人可以分别挑选两名助手，一同赴美。吴大猷先生从学生中选拔了父亲和李政道，还特意为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。此时父亲21岁，是清华大学的助教；李政道19岁，是西南联大的大二学生。在学习中他们互相切磋，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后来坐船赴美，在横跨太平洋的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同舱共处，友谊也逐渐加深。

李政道后来留在美国，继续研究物理，他曾多次说过：“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，只有光亚是派对了，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，其他人都没有做。”

解放日报：朱光亚被称为“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”，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怎样的？

朱明远：父亲的秘书黄铭也说过这件事，（上世纪）70年代，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，钱学森、朱光亚总是连在一起。这事被当时的《纽约时报》注意到了，就在一篇短文中称父亲为“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”。实际上，在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中，钱学森、朱光亚的确是很难分开的：前者负责导弹和卫星，后者负责核武器。他俩的办公室是相邻的，有事就商量，合作非常密切。就连看外文资料时，看到有张某国核试验场区的照片，钱老都会当即剪下来给父亲。

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晚，这辈子唯一一次喝醉

解放日报：在塔院（当时科学家的生活区）生活是种什么感受？小时候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吗？

朱明远：我的儿时就是在塔院度过的，（上世纪）60年代初，那里被农田包围着，有古塔、小河和成荫绿树，夏夜，蛙鸣声不断，没几年，田园风光就被繁华闹市取代了。我们住的是五号楼中单元302，邻居是邓稼先，楼下是程开甲，隔壁单元是周光召，后来住过五号楼的还有王淦昌、彭桓武、于敏等。

父亲的工作是绝密的，院子里的其他叔叔阿姨也一样，我们只知道他书架上摆的大部分是物理书，而且经常去西北出差。有一次出差回来，一些东西放在桌上，我就看着有个红色的小本儿，我翻开一看是个工作证，上面是父亲的照片，但写的是国营青海综合机械厂副厂长，名为“朱冬升”。

有次院子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聊天，有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：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们没人能回答上来。这时候有人说：咱们回忆一下，是不是每次核试验，咱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？大伙儿一验证，果然如此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去了新疆、兰州那边出差，我们就这么确认了这个事实，觉得非常神圣，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发了号外，到处都一片欢腾。老师安排我们就此写篇作文，我在作文里提到，要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、致敬。父亲看到后，很严肃地跟我说，核试验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，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。

解放日报：展陈里还有一件军大衣，这件衣服背后有什么故事吗？

朱明远：父亲这件军大衣，穿了十几年，旧了，也褪色了，可但凡冬季，他就喜欢穿。这件大衣不止一次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有人问时，他就很自豪地说：“我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，参加朝鲜停战谈判，当过英文翻译，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同美国佬较量过呢！”1952年时，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，我的大姐明燕刚出生不久，父亲告诉母亲，他要“到东北打老虎去”，这一去就是一年多。

解放日报：在解放军总装备部，人人都说朱光亚的健康秘诀是抽烟、喝酒、少锻炼，真是这样？

朱明远：父亲酒量很大，但从不贪杯，他说自己一辈子，喝酒只醉过一次，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天晚上。

父亲抽烟的习惯，是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养成的，而且他还可以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，有人问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吐烟圈技巧，他幽默地说：“这还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。”原来，当时中、朝代表与美国谈判，常常是双方一言不发，静坐一两个小时，其间美国人会从鼻子里喷烟，从嘴里吐烟圈，于是我方谈判代表也开始吐烟圈，一次比一次多且大。父亲还开玩笑：“美国人谈判谈不过我们，吐烟圈也吐不过我们！”

（原载于2021年4月2日《解放日报》